董军：“台独”分裂行径是螳臂当车、自取灭亡
例如在德沃金理论中法律必然包含的价值是古典自由主义的个人权利，而最为浓厚的实质法治版本则强调社会福利这一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要素[25]。
通过人的理性可以认知，并且通过人类理性对其政治建构也是可以实现的。第二，法治理论内部的理论系谱并未得到清晰的梳理。
在不同价值观的深度关联中找到理论共识，并在此基础上以体系化的方式使其落实到法律之中，进而成为一种稳定的价值判准，最终塑造一种适合中国的，并被广泛接受的观念性法治。经苏格拉底、柏拉图，古代自然法传统最终在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中得以形成，同时一种新的整体性目的论宇宙观也得以建立[6]。首先，我们看实质法治理论反对的是什么。(12)新自然法(包括以往的自然法)都不仅仅是一种法律理论，同时也是一种社会正义理论。另一个是古代世界观中伦理价值—政治价值—法律的链条压缩为了政治价值—法律。
通过正当性决定合法性这一支配性的逻辑，法治观念与自由主义政治价值具有了高度的同一性，自由主义的个人自由原则成为法治的终极正当性标准，二者在逻辑上的关联被视为一种必然，即只有符合自由主义政治价值原则的规则之治才称得上法治。终极的价值判断缺乏令人信服的理由，但价值判断是不可避免的。前一种思考的一个潜在预设是法律与自然法相冲突法律就丧失效力，可以说它包含了一个十分远大的目标：通过论证法律所必然含有的某种价值来判断法与非法，也就判断了统治的善恶，进而通过法律来抵抗不正义的统治。
而历来思想家对该问题的思考主要是从统治或者治术角度展开，政治统治是理论家思考的核心，虽然重要的理论家都对法律自身特点有所涉及，但这些论述基本上都是以一种附带性论述面目出现。参见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徐松岩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2-319页。(二)自由主义法治观的建立 在观察重大政治观念的遗产时，我们需要做出一个基本区分：逻辑论证和观念影响(下文将看到，这种区分对于当下中国的法治争论极为重要)。另一方面，在法律领域使得法律本身丧失了批判能力，特别是伴随着纳粹德国的兴起，理论上的裂缝在现实中得到了明显的回响。
个人价值选择没有了外在客观的皈依也就没有统一的尺度，价值多元主义必然兴起，而任何超验、一元的价值都被视为一种压迫。拉兹认为：如果法治是良法之治，那么解释其本质就是要提出一种完整的社会哲学。
一方面，凯尔森将自然法彻底清除出了实证法的领域。与之前时代不同，近代政治世界最大改变在于一种新宇宙观的建立，这种宇宙观在政治正当性问题上产生了新的论证方式，最终也塑造了新的法治论证逻辑。一个人原则上可以坚持任何价值观，但在涉及客观认知问题时必须保持诚实。时代思维转换在政治正当性证明方式方面的变化被哈贝马斯总结为一种从叙述性证明向主体性证明的转变[3]，而这种转变对法治理论的出现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这种以个人自由为核心，通过社会契约来组织国家，并且认为国家根本的目的在于保障个人自由的理论原则和组织原则，构成了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的主要内容。法律只有符合经由政治价值传递的一套更高层次的伦理价值，才符合法治。就后者而言，休谟事实与价值二分理论证明任何事实都无法推出价值，那么唯一能够赋予人类活动以意义的就只有主观选择了。在每一个阶段法治总是有意无意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人权等思想有所关涉。
在这样的背景下，政治走向了独立，共同体不再需要一种具有超越性的异质标准来作为其存在的理由，转而开始在自身内部为自己的存在奠基⑧。所谓目的论，意味着政治制度等人类现象并非完全是人类意志自觉设计的产物，而是自然生长而成，受自然规律的支配，无论人类社会还是物理自然，其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其本质，这种本质是苏格拉底意义上的至善、柏拉图意义上的理念、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形式。
在进一步追索法治理论的逻辑转变之前，我们需要系统地考察这种自由主义法治理论是如何围绕着自由主义的政治价值框架建立起来的。参见张志铭、于浩《共和国法治认识的逻辑展开》，《法学研究》2013年03期，第3页。
④氏族时代的混杂世界观随着部落之间战争和部落之间交流开始瓦解，不同氏族之间法律、道德的不同充分地显示出它们都是人为约定的产物，这种约定具有高度的任意性，因此其本来意义上的自然正当性开始消失。②主要表现在施特劳斯开启的古典政治哲学这一研究传统中。进入专题： 政治哲学 合法性 正当性 形式法治 。这个问题在古希腊哲学中产生了广泛争论，并最终形成了两种意见的对抗⑤，而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形成的传统最终成了一种主流话语。为了超越宗教与世俗权力斗争，他采取的理论策略首先将人类拉到了一个前政治、前宗教时代，这样就为宗教和政治找到了一个共同的开端——这是一个纯粹属人的时代，一个人追求权力、安全和荣耀的欲望或必然性的世界。个人自由作为政治终极目标原则上不受限制，而国家在与个人互动过程中由于存在侵犯个人自由的可能而必然受到限制，这在制度上表现为通过宪法规定一系列基本权利来限制国家权力运作的范围。
[26]因此，当代中国法治建设中最为重要的任务是政治价值共识的建立。新的法学理论既放弃了这一论证思路，也放弃这样一种远大目标，转而基于一种更为科学和客观的精神将法律品质奠基于法律自身特性之上。
柏拉图相信哲学王才能完成这一任务，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稳定、客观、排除恣意的法律才能更好实现这种善。[23]至于法治与政治的关系，拉兹毫不迟疑地承认，法治在道德上是中立的，即使那些在道德上令人反感的政权，也会符合法治，只要法律满足了形式性条件。
第一次古今之变来源于氏族时期朴素的一元论世界观松动。也就是说法律本身无法判断统治的善恶，如果说作为一种规则之治的法律有什么优势，它的优势仅仅在于一些不同于其他规则的内在品质，而所谓法治如果具有什么优势的话也仅仅指这种形式性要素，这便是形式法治理论。
参见库朗热《古代城邦》，谭立铸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3-198页。在古代宇宙观支配下，古希腊强调政治的非自主性，即政治作为属人世界注定是不完善的，要受到更高的道德秩序或者价值规范引导。它可能对种种弊端加以谴责，但它本质上是维护道德，而最后就要求助于宗教。参见Leo Strauss,The City and Ma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4.p.1. ③这一追问发生在雅典人与米洛斯人之间，雅典人在征服米洛斯岛之后试图让后者接受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而米洛斯人对雅典人权力行使的道德根基提出了追问。
考察法治的生成逻辑，我们需要借用这种思维，即将考察视角拉回到人类政治社会形成的早期，通过回到古代来卸去现代思维，如此方能更为客观看待当下法治观念中视之为理所当然之要素的真正含义。新的政治理论可以概括为自然权利与社会契约论，二者共同构成了在近代思想中具有主导地位的理性自然法传统，这种新理论为政治和法律提供了新的判准⑨。
另一方面，法律实证主义本身也开始成为一种自足自治的理论。首先，通过基本权利确定了个人和国家的位阶关系：个人自由优于国家。
那么，在这种一元论时代，政治正当性问题如何被处理呢？根据哈贝马斯的观点，文明早期可能会出现的关于统治正当性的追问，通过一种叙述性的证明得以解答，整个世界的想象是通过一种史诗和神话的整体构建来完成的[2]。参见吴增定《利维坦的道德困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3-74页。
另一方面就是法律作为一种特殊规则，其本身所具有的某些特点。在这种混杂一体的秩序中，道德、法律等作为人类社会中长期存在的现象被理所当然视为正当。他们以重新为约定奠基作为重要理论任务，所构成的古代自然法传统至今依然是我们了解西方古代政治想象的主流方式。罗尔斯立基于现代社会价值多元这一前提，认为虽然现代社会任何价值都很难取得绝对主导地位，但具有不同道德、宗教、哲学观念的人在政治法律层面必然存在着某种重叠共识[19]。
另一方面，随着个人地位的突显，个人主义开始出现，同时伴随着近代生活流动性和复杂性的提升，个人不再隶属于任何一个固定的共同体，个人从人类整体和各种社群关系里解脱出来，进而获得了独立的地位⑦。但是近代早期的自然法理论中我们依旧可以识别出人类对理性的自信，特别是在启蒙运动中，对人类理性的自信是一个主要特征。
后一种话语逻辑实际上是通过强调法治，在特定历史阶段下推动自由主义政治价值在中国的落地，进而法学学者得以参与到中国政治改革进程中，其至今仍然是一种主导性逻辑。自由主义导致两个重要的结论。
理解现代社会的关键在于政治自主性的观念。首先，针对自然法理论，凯尔森基于事实与价值二分性指出，存在于实然世界的自然事实与存在于应然世界的规范之间存在着不可化约的逻辑鸿沟，而自然法理论将作为一种应当的法律从作为是的自然领域推出，是一种自然主义谬误。